环境史是一门新史学，也是一种面向现实的基础性研究。它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变化，为理性认识当今生态问题，积极应对环境挑战，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当今中国仍然面临着巨大环境挑战和资源压力，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需要认真总结人与自然交往的既往经验教训，对此环境史学者肩负着特殊的学术责任。

 

　　如何理解环境史学的现实关怀？如何整体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意义？怎样实施生态文明教育？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史研究的相关问题，《环境教育》专访了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王利华教授。在他看来，环境史研究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传统史学精神最相契合，在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今天，应可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功能。

 

　　在历史纵深中理性认识今天的环境问题

 

　　《环境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党的十九大更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作为资深的环境史学者，您认为新时代研究环境史有何现实意义？

 

　　王利华：我想可从两个层面来认识。一是从历史学的固有功能来看；二是从理性认识和客观判断当代环境形势来看。

 

　　回顾历史是人类所独有的理解生命、认识社会和探究世界的方式，历史学是一门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学问。近代以来，原本博综天人的史学不断走向专业化，在吸收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过程中，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等等相继兴盛，大大推进和深化了历史认识。然而，以往史学单纯注重人类社会历史探讨，在一般历史叙述中自然界经常缺席。事实上，人类从本源上说是地球生态演化的结果，从现实上说不能脱离地球生物圈而生存，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历史其实包括两个部分——自然史和人类史，两者不应分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把人与自然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思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所以，关注自然环境变化是历史学的“题中之义”。

 

　　这个“题中之义”在最近四、五十年来日益突显出其特殊重要性。在马克思、恩格斯他们那个时代，工业革命发生和资本主义扩张时间还不算很久，地球上尚有辽阔区域等待开发，自然资源仍然丰富，而环境资源问题尚未成为重大难题，但他们已经非常敏感地察觉：历史上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对自然界产生过严重负面影响并且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而近代工业资本主义更直接地造成了城市和工厂严重污染、城乡物质循环和新陈代谢链条中断等诸多问题。进入20世纪以后，环境问题在西方工业国家不断显现，爆发了一系列灾难事件，终于引发风起云涌的环境保护运动，70年代环境史学兴起与之密切相关。

 

　　中国环境史研究起步稍晚，大抵始于世纪之交，那是中国经济腾飞、社会经历跨越式发展的时期，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就，仅用几十年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历经两、三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如此迅急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人口数量庞大，人均资源不足，且许多方面在历史上已有严重欠债，中国发展与保护的矛盾远比其他国家严重和复杂，因而以空气、水体、土地污染为典型表现的诸多环境问题亦迅速积聚，此种态势如不坚决予以遏制，必将严重影响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因此社会各界越来越关切生态问题，重视环境保护，历史学家当然不能置身事外。他们志欲系统考察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绵延发展的自然根基，查找当代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

 

　　环境史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在于，它透过时间纵深来理解现实，帮助人们历史理性地认识今天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许多问题只有放到长期历史进程和具体历史情境之中进行考察，才能得到全面认识。

 

　　我们知道：中国是最早参与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国家之一，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中国就派遣代表团参加并且扮演了积极而重要的角色。可能有人会问：既然中国那么早就参与了世界环境保护，与西方发达国家差不多同时起步，何以我们的环境问题如此严重？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学者回答这些问题，一定会考虑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显著不同的国情，包括历史条件、科技水平特别是经济基础。要知道，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大规模推进环保时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进入了现代富裕社会；而那时中国人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数以亿计的人民等待脱贫。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本国环境保护，想方设法地利用其资本、技术优势，不断向外转移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甚至直接转输巨量的污废物质，同时不断到世界各地攫取、贱买宝贵的自然资源；而同一时期的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直至新千年头十多年，为尽快摆脱贫困、解决温饱问题，不得不承接大量低端落后产业乃至巨量垃圾，成为世界工厂和废品收购站，并为此付出沉重的环境代价。这些都是不能否认的史实。

 

　　实际上，有些环境保护工作我们在1972年之前就开始做了，比如大江大河治理、水土保持、绿化祖国运动、爱国卫生运动等等。但新中国是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基础实在太薄弱了！我们一边要谋求最大可能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面对长期积攒的环境问题，这就导致我国环境问题既具历史累积性，又具现代压缩性，许多问题层叠交织，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得不在发展与保护之间纠结选择，两边摇摆，努力找到平衡点。

 

　　因此必须清楚：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是在迥然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实际国情下起步、发展的。讲清楚这段历史，是环境史学者的职责所在。中国人民向往清洁、美好的生活，但首先需要解决温饱问题。记得2009年，多位中国环境史学者到哥本哈根参加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学大会，遇到了一位在当地开店的南京老乡，她告诉我们：电台上说中国和印度没有学者参会，因为中国人不重环保所以不来，印度人没钱来不了。后来我们在会上特别宣告：中国人来了！您能理解那是什么心情吗？经过几十年发展，我们积累了强大经济实力，有条件从求温饱到讲环保、从谋生存到重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终于迎来了良好历史契机。

 

　　帮助人们从时间纵深之中历史理性地认识环境问题，是环境史研究的特殊功能。我们知道：绝大部分学科的思维是“平面”的，主要探研当下问题，历史学家同样关注现实，但史学思维是纵深的，探求“古今之变”，对每个问题都要试图查找它从哪里来？什么时候开始萌生？在时间过程中经历过哪些变化？历史学透过时间纵深整理既往经验，以为当今和未来资鉴；通过评骘人物传承精神、化育人心，让人们不忘过去。例如，为了保卫祖国的蓝天、碧水和净土，几代环保人做了那么艰苦卓绝的努力，好的精神应当有人传扬，好的故事应该让后代记颂。环境史学者应当通过忠实地记录历史，凝聚和传递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对于曾经的失误，当然同样需要认真总结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环境教育》：您能否具体谈谈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应该避免哪些误区？

 

　　王利华：解决环境问题，首先必须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包括历史认识和现实认识。两者互相关联，不能分开。要科学客观地认识环境保护的过往和现实，对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对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也必须清醒认识。任何伟大事业都不可能一步到位、轻易完成，需要无数的人共同努力，坚持不懈，久久为功。

 

　　不论从我国还是从世界范围看，生态危机都还远未解除。各种环境生态问题都需要结合历史与现实进行理性评判。从横向看，要避免简单对比、盲目攀比，发达国家先进的环保科学技术和环境治理经验，当然应当积极学习、借鉴，但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进行选择，“临池羡鱼”、简单对比、机械套用和虚论空谈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从纵向看，需要走出历史幻像，客观认识古今环境变迁。我们注意到：颇有人士以为古代生态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甚至推导出经济发展等于环境破坏之类简单结论。但这些只是历史错觉。古代人口很少，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扰动较小，尚未发生严重空气、水体和土地污染问题，森林植被和生物多样性破坏都未达到现代程度，古人对山水田园风光的描绘更令人产生许多怀想。但是，古代人类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很孱弱，生产、生活艰难程度远非今人所能想象：一场暴雨即可毁灭许多村庄，一场暴雪就能灭亡一个游牧族群，一次黄河水灾就导致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甚至漂尸千里，某年连月不雨就必定造成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即使在社会安定时期，人均寿命也只有30多岁，我们愿意回头去过那样的日子吗？饿着肚子的普通百姓有闲情逸志欣赏文人笔下那些优美的景致吗？不要忘记：环境问题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挑战，只是不同时代的具体问题和表现有所不同而已，古代环境并非想象的那样只有绿水青山、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关系并非一直和谐，文人雅士对优美自然风光的“闲情式”欣赏和“集粹式”描绘并不具备完整的环境历史认知意义。我们不能只欣赏《山居赋》《辋川十景》，还需要阅读一些“悯农诗”和“饥民谣”。当然，我们毫不怀疑古人有关山水田园的美妙诗文具有自然审美意义，应当汲取其中的精神营养，它们有利于培育和修复人类的自然情感——近几个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导致人们不断走向过度的物质化，在精神情感上逐渐疏离自然，缺乏对自然的尊重和关爱，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总之，自人类诞生伊始，人与自然之间就一直存在着各种矛盾，两者处在不断冲突和协调过程之中，应当历史、辩证和理性地加以认识。不能脱离实际历史情境谈论生态环境好坏，更不能将问题简单化、绝对化从而陷入历史悲观论和文明原罪论。

 

　　当今环境问题无疑是极其严重的，最简单直接地说是要命的问题，其要害有两点：一是自然资源无法支撑人类按照现有方式长期生存下去，二是迅速巨量增加和堆积的有毒有害废物，对人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日益造成巨大危害。我们这几代人亲身见证了空前历史巨变，这个巨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关系，包括时空观念。人类活动扰乱、破坏地球生物圈和自然生态系统的速率、规模及深度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环境史学者努力讲述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面貌和人类生存状况，解说人与自然彼此因应、互相影响和协同演变的历史故事。只有讲清楚这些故事，才能真正理解何以人类曾经企图征服自然、对抗自然并且视之为一种文明进步，如今却必须要同大自然和解、向大自然学习、在大自然面前保持谦逊态度？才能明了当今时代的人与自然关系巨变剧变意味着什么？才能真正理解何以中国要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国家最高发展战略？何以必须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走向生态文明需要一场整体性的变革

 

　　《环境教育》：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创者、环境保护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曲格平先生曾呼吁：“我们需要一场深刻的环境革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否可视为“环境革命”呢？从环境史的角度，如何看待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王利华：我曾经学习过曲老的著作，对他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环境革命”这一卓见非常膺服。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我们毫无疑问需要一场“革命”。我们对环境保护重大意义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从企图征服自然、一味向自然索取，到如今认识到必须尊重生态规律，不能毫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不能任情恣意地改变环境，可以说已经历了一场革命或完成了革命的第一阶段。随着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我们将进一步认识到：“革命”还不仅仅局限于此，也不能停留于此，最终需要改变全社会的心态，完成“心境革命”。为什么党和国家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而不是“生态建设”？我理解生态文明建设不是某个部门、某个领域的事情，而是一场重大文明变革——从发展导向、产业结构、治理方式，到生产方式、消费习惯，再到对待大自然的认知方式、情感方式，都需要一个绿色转向，涉及国家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根本性。

 

　　从全球范围看，是中国最早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方向提出来，成为一种坚定的国家意志。我认为这站在了自然道德与人类道德有机统一的制高点上，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长远福祉，也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实践，将对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生态问题、促进世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愈来愈巨大的影响。

 

　　实施生态文明教育“身教”重于“言传”

 

　　《环境教育》：调查显示，当前生态文明教育在我国中小学普及程度并不乐观。您认为原因何在？如何看待生态文明教育现状？

 

　　王利华：自然无言，自然何辜？人类命运与自然何干？自人成其为人的时代开始，历史看起来是那么漫长，但在整个地球环境演变史上，在生命演化史上，都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自然界一直按照自身规律在不断演化变迁着，而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窗口期”很小。所谓“环境破坏”只是人类生活家园的破坏，所谓“生态危机”其实是人类生存的危机。从本质上讲，我们所关心的环境问题乃是人的问题——由人类活动造成并由人类承担后果。要想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解决人的问题，包括人的思想认识、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问题。如前所说，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整体文明变革，推动一种新文明体系形成，需要做无数的工作，其中最关键亦最基础的工作是培育生态文明品格，促进人类自身再进化——包括精神道德和行为方式进化。“新人类”不再试图“征服自然“并且因此而自豪，而是谦逊、友善地对待自然，同大自然和解，与大自然和谐共生。

 

　　几十年来，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开展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教育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自成立以来，积极携手众多兄弟院校，以高校为阵地努力做些事情。但在实践过程中时常产生“无力感”，事情做了不少，但实际效果并不太乐观。原因很多，例如学科分割过甚、难以形成协同机制等等。我想最大的难点还在于人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习惯难以轻易改变，尤其表现在物质消费方面。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解决环境问题，要求人们崇尚节俭、健康而有品位的生活，而不是追逐奢华浪费和炫耀式生活。当今社会已经高度物质化，消费主义漫延盛行，资本和媒体还在不断地推波助澜，看看“双十一”全民购物狂欢吧！消费主义和物质奢求影响甚至操控着每个人，从成年人、青年人延及少年儿童。我感到当前生态文明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大、中、小学本身的问题，追逐冗余消费的社会风气具有很大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可能将学校教育的效果抵销得荡然无存。

 

　　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例如商家应当增强环保意识，抑制资本逐利嗜欲，媒体更不能推波助澜。生态文明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家庭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各级学校是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培育具有生态文明品格一代新人的主要阵地，我认为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继续积极努力：一是要将人格培育与知识传授有机结合，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是生态文明教育者首先接受教育，努力具足相关理论、知识和技能，并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以身作则，因为身教始终重于言传，要避免对学生进行空洞的说教；三是要将生态文明教育融入教育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而不能简单地开设几门课程、搞几次活动就了事。全国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联盟正在推动建立大、中、小学生态文明教育的完整体系；四是要把绿色行为方式作为学生成长的一项考评指标，让学生由知而行，知而能行，转识成智，从而内化为一种素质和品格，外付诸各种具体的实践行动。我想再次强调：对莘莘学子的生态文明教育单靠学校是不能成功的，需要全社会积极配合和参与。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知行合一

 

　　《环境教育》：2018年我国确定了环境日主题是“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生态环境部联合多个部门共同发布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准则》（公民十条），推动全民参与生态环保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如何有效地推进公众参与？

 

　　王利华：生态文明建设是空前宏伟的事业，人民群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力量源泉和知行主体，必须引导、动员和组织全民参与、共同奋斗。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多途径、多层次坚持不懈地推进。

 

　　首先，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途径，包括和涉及众多的方面和领域。“公民十条”与日常生活和工作紧密结合，简洁明确，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也只有同日常工作和生活紧密结合，才能产生持续良好的效果。举一个历史事实：中国农民自古重视积肥施肥，洒扫庭除、收集粪便和堆沤垃圾就是他们日常生产、生活的一部分，家家户户都知道“变废为宝”，所以能够促进有机物质反复循环，化腐朽为神奇，中国农田因此连续耕种数千年而肥力不衰，堪称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经典范例。为什么这种简单行为能够持续几千年呢？因为简便易行，与经济收益息息相关，与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因此，推进生态文明宣传教育，要设身处地考虑民众生活、工作实际，要接地气，不能只搞应付性的运动和空洞化的宣教。

 

　　其次，要引导并规范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承担起与其职业和身份相应的知、行职责。例如，学术机构和学者的知与行，是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探索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创新和丰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理论、知识、技术；企业和企业家的知与行，主要体现在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生态文明情怀，超越利润至上的单纯经济逻辑，尽量降低生产、营销的环境代价和生态风险；领导干部的知见是否正确、行动是否妥当？往往事关全局，攸关重大利害，必须公其心、正其知、端其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既不能懒政怠政，也不能胡乱指令作为，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很多，值得高度警惕防犯；普通群众应该做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绿色消费方式和行为习惯，例如认真做好垃圾分类。

 

　　总而言之，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要求全体社会成员”知行合一“而不仅仅停留在心愿与口号，人人都应自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从我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积小善而成大美，让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诗意地栖居在美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