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海问路：人类与海洋的历史纠葛

——读《海洋与文明》

文/林颐

电视纪录片《浙江文化地理》第一集叫“寻舟记”。谈到 2002年11月22日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的考古重大发现。当时出土了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距今年代大约7600~7700年，现存舟长近6米，宽50多厘米。跨湖桥遗址所处地段属于钱塘江支流近海口，独木舟正是古代先民们通向大海，向海讨生活的重要工具。

陆海相邻，隔海相望。古籍记载，“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西汉·刘向《世本》)，“古人见窾木浮而知为舟”(西汉·刘安《淮南子》)，说明了舟船得以发明的缘由。传说中，“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易·系辞下》)，也有说是黄帝的两个大臣共鼓和货狄，还有说是巧垂、番禺、虞姁、化狐、伯益……传说的扑朔迷离恰恰表明，独木舟非一时一地一人的独创，生活在水边的族群都有可能，大自然给予人们的机会相同。

事实的确如此。在美国海洋史学者林肯·佩恩的作品《海洋与文明》里，可以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种形式的独木舟，美洲丘马什印第安人的木板小船“托莫尔”(tomol)，阿拉斯加捕猎鲸鱼的木架蒙皮船，南太平洋海域汤加人的双体独木舟“卡利亚”(kalia)等。这些小船快捷灵活，有些至今还在使用。当然，独木舟只适合近海航行，无法抵御无情大海的狂风巨浪。挑战海洋的权威，人类需要付出极大代价。奥德修斯式的海上苦旅，游子望断归乡路，无数英魂葬身海底。为了减轻代价，既要建造坚固的大船，还要提高造船的技术。

中国船舶建造技术对世界航海事业的贡献很大。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指南针。佩恩在书中也提及，中国人很早就了解到了磁针的特性，北宋朱彧所撰的《萍洲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佩恩还说到了水密隔舱的重要性。用隔舱板把船舱分隔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个舱区。这种设计理念极大地减少了漏水的速度和面积，并且利于管理货物，且加固了船体肋骨的支撑力。马可·波罗游记有所介绍，欧洲逐渐认识其好处，经过几百年的推广，直到18世纪广泛采用这种先进的船舶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航运业的飞速发展。

从刳木为舟到巍峨战船，从鼓帆助推到钢铁巨轮，船的历史在改变，人类迈向海洋的脚步也在不断加快。航海远征，造船为先。作为一部690万千字的煌煌大作，《海洋与文明》必然要展示造船术的发展，但这部分内容并不是作为专题呈现的，而是打散了分布在各个时代的历史进程之中，伴随欧洲的军事步伐和政治版图的扩张，《海洋与文明》的主题仍然是与海洋有关的历史风云。佩恩的海洋史观是美式思维的，浸润在《文明与海洋》里的中心思想，是来自马汉的“海权论”对作者的深刻影响。

在马汉看来，海洋是一个“广阔的公共场所，人类可以通往各个方向”，“交通”意味着安全通过水域，是“战略、政治或军事中最重要的单一因素”，海权的目的在于有能力控制海上通道以及重要地理节点，这些节点能够促进或阻碍商业流通或海军船舶通行。从《海洋与文明》的内容来看，佩恩的笔力主要放在军事纷争、版图扩张和大炮护航的贸易这三个方面，自始至终都在强调海洋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

回顾15世纪之前的世界。海洋把大陆分割成一块块。亚欧、美洲、澳大利亚，彼此不通音信。那时的海洋史也是一块块的区域历史。从佩恩的视角看出去，他写的主要是希腊、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迦太基、罗马……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代表了古典的航海时代。在这个阶段，区域性的战役占据了海洋历史的主体。譬如萨拉米斯战役、坎尼会战等都可算是“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战斗的成败决定了这些国家地位的起伏，也决定了不同信仰此消彼长的力量。在这些对阵中，各个国家的海洋力量逐渐形成，公元8世纪至11世纪，来自北欧的维京人崛起，也曾一度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

全球海洋史采取欧洲视角是一种必然。因为主导海上扩张，最终把一块块分散的大陆连成网络的，正是欧洲人。14~15世纪，海洋历史掀开了新篇章，这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久远的地中海贸易传统，对世界风向的掌握，航海图绘制和地理知识趋于精准，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应当归之于精神意识上的强烈冲动。其一是宗教信念上的寻找“人间天堂”的概念;其二是对东方物质财富的渴求。葡萄牙的亨利王子、达·伽马通过航海缔造了不世伟业，西班牙紧随其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荷兰、英国紧接着成为海上强国，并通过东印度公司掠取财富。海洋世界的固有秩序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消解，不同的文明圈在坚船利炮的轰鸣下相互碰撞。

从技术上看，很多族群都具备远洋航船的能力。就像本文开头谈到的“寻舟记”，该集开篇从秦始皇驭舟南巡寻找徐福切入，公元前210年，徐福带着童男童女扬帆远航，历史考证的结果，徐福成功抵达了日本，至今，佐贺地区还保留了不少有关徐福的遗物，传说这就是徐福船队登陆之地。说到欧洲的大航海，人们经常会拿郑和下西洋与之相提并论。然而，海洋史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大分流呢?主流的历史分析赋予郑和船队以和平外交的色彩，民间则在传播永乐帝私下寻找建文帝的小道消息。这些或都成理由，那么，还有无别的原因?

从海权论出发，否决了“和平论”的说法。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应当是以大国之威仪牢固周边小国的臣服之心，主观并不排除武力的使用，例如，1411年，船队曾干涉锡兰的一次内部动乱，镇压了亚烈苦奈儿(Alakewwara)领导的起义，并宣示了明朝对该岛的主权。永乐帝其实想要再次缔造四海来朝的天下大国，但是儒家思想对谋利的怀疑使明朝朝廷从大海撤回并解散了郑和船队。换句话说，这是对海洋利益的忽视，对海权缺乏认识所导致的结果。中国海洋力量急剧衰退，在19世纪中晚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国的当代发展需要海洋力量的发挥，因此我们重视周围海域的主权问题，我们提倡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自主开发的国产航母001A型近日下水，这些都是中国向海问路的尝试。

这一部《海洋与文明》，揭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人类与海洋的纠葛，大多数时候呈现为人类对海洋的索取，并把人类的欲望与争斗带入了海洋的区域。在如今，另外一个问题日益突出，即海洋的生态正在恶化，应当引起重视。可惜本书没有涉及这个主题，或许海洋的话题实在太多，需要我们都坐下来，慢慢谈。

《海洋与文明》

作者: [美] 林肯·佩恩

出版社: 后浪丨天津人民出版社

译者: 陈建军 / 罗燚英

出版年: 2017-4

ISBN: 9787201114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