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梅雪芹

我们遇上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就是生态文明新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就我自己而言，我有如下几个身份，可以从我做起。一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主任，时间比较短，是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开始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这个中心是2016 年 4 月 16 日成立的。而我长期的身份就是一个历史老师，或者说，一个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普通学者，从事世界史、英国史和环境史研究、教学与人才培养这样的教育工作有三十多年了。因此，我是从我的工作，或者我的研究、教学工作和社会服务当中，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性，同时，也从历史当中真切地体会到其建设的复杂性，而建设的关键就是绿色公民的培养。

清华大学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主任梅雪芹以《生态文明建设与 绿色公民培养》为题做主旨演讲

何为绿色公民呢？我在这里也不做特别周全的定义，但是目前我们有一份可以借助的材料，也就是“公民十条”，这是我尤其想要推荐的，对“公民十条”的教育宣传工作也要大力开展。我认为，绿色公民就是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自觉地按照“公民十条”行为规范行事的人。既然国家已经发布“公民十条”，并强调“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那么就按照这个条文来行动，来做、来检测、来反思、来监督，包括监督各方面的工作；这样做的人，就是绿色公民。

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绿色公民培养是生态文明建设成败的关键呢？我从三个方面简单论述一下：第一，这是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最早提出生态文明概念的人就是这么说的，那最早是谁提出这一概念的呢？人们公认，最早在 1978 年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教授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在《人类的生存环境：论发展的辩证法 》（Conditions for the Survival of Humanity: on the Dialectics of Progress）中提出这个概念。同时，他还特别说道，人类“迫切需要生态文明”。并提醒说，我们渴望的生态文明，是以社会主体对于这一制度的自觉意识为先决条件的；它唯有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行为的改变，尽可能多的人的行为的改变，才能实现。可见，这种文明建设的成败，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体，即我们每一个人如何认识，如何做。唯有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拥有这样的自觉意识，生态文明建设才能顺利推进并取得成效。

这也不难理解。因为，生态文明建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辩证统一的过程。而要真正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显然面临着来自许多领域的问题与挑战，包括生产、消费、城镇化建设、天然生态系统、文化教育和法制管理等领域。无论哪一领域、哪方面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人，都需要我们人去做。那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去做呢？如果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人，以追求自己的物质享受、以物质至上的思想观念支配行动的人去做的话，那生态文明绝对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要三观重塑，从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三个方面重塑，而经过重塑的人，树立起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应该就是绿色公民了。

第二，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强调公民的教育、公民的绿化，是历史经验启发的结果。我最近也自觉地从自身研究出发，感到自己有义务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就在高校和一些政府机关开展环保与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工作。这个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强调公民行动的意义，这是从历史中得来的经验，相关的历史示例是非常之多的，在座的老师们在环境教育工作中肯定也不断地用着。比如说，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公民的行动。其实那个时候，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日本、欧洲大陆等国家和地区，其生态危机或环境危机问题都是很严峻的。比如说，石油泄漏，河流燃烧，湖泊蓝藻暴发造成生命死亡，等等。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民众积极行动，因此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进入了环保时刻。同一时期，日本也进入这样的时刻，而现在，我们也正处于这样的节点上。

在这个时刻，美国民众在行动，有集体行动，也有个人行动。这里，我特别要讲述一个历史老师的故事，他率先行动，也率先从事相关研究，并把这个研究领域称为环境史。

这个老师名叫罗德里克·纳什，曾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一位历史老师。在 1969 年 1月加州南部海域一石油钻井平台爆炸以后，去观看被黑色潮汐污染的海滩，然后奋笔疾书，起草了《圣巴巴拉环境权利宣言》。在这份宣言当中，他特别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享受环境的权利，但是我们世世代代有意无意的疏忽正破坏着环境，由此他提出控诉。在那个时代，他所控诉的人类破坏环境的行径普遍存在，所控诉的第一项就是“我们将垃圾乱扔在地上”，我们当下依然如此，这样的状况一定要改变。然而，正如纳什在这份宣言中指出的，要纠正一个由来已久的习惯并不容易，因为它涉及人心，关键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人心，在于我们的思想观念行为各个方面，所以他特别呼吁我们应该采取行动，说我们应该重新开始。在那个时代，美国有很多民众都这么做，大家联合起来，开展集体性的、群众性的环保运动，于是出现了 1970 年“地球日”这样的活动。

我们要进一步去思考和总结这种行动所带来的变化，产生的积极影响、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地球日活动最初只在美国一国之内，后来慢慢发展成为全球层面的环保行动，这是人类在这个时代重视环境、保护环境的行动，是地球日活动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英美社会环保的基本路径更多的是民众首先起来行动，呼吁呵护环境，其后迫使企业采取措施，政府再从立法等方面跟进。在 1970 年地球日活动之后，美国政府当年便成立了环保局，出台了一些清洁水、空气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全社会各个方面开始行动，一个地方的、一个国家的行动发展为全球的行动。

因此，我们在研究、宣传过程中，对这种行动及其成效有着特别强烈的感受，认识到公民行动的意义是非常之巨大的，合理的行动一定会带来有效的改变。而现在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包括美丽中国建设的成败，关键都在于公民如何行动。我们的顶层设计、各个方面政策的出台、技术的研发，其实都是非常先进甚至是超前的。我们也向国际社会宣告，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了特别可喜的进步。但实际上，环顾现状，我们不得不说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更多的是要去发现问题，历史的问题、现实的问题，要研究问题的成因，要搞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所以我们眼中有很多的问题，环评造假，“三废”偷排，有法不依，知行不一，等等。我们每天都在关注这样的新闻，因此产生了很多忧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让人们养成从自身做起的习惯。因此，培养绿色公民，是匡正现实问题的需要——这是我强调的为什么绿色公民培养是生态文明建设成败之关键的第三点。

那么，如何培养绿色公民呢？我作为学者、教师和公民，有责任思考和研究这样的问题，有义务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同时有必要身体力行。我们要培养大学生具备一种大视野，大关怀，因此必须灌输“只有一个地球”的理念。要让他们知道，在宇宙中只有这样一颗生命星球，我们要对它的寿命，它的位置，包括我们现代人在这样一颗生命星球上所占的那一点点位置予以了解。现代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诞生于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工业革命以后，人的能力一直在增强，但与此同时，人的心态也在膨胀，进行了一系列“人定胜天”的改造，但是问题也来了。因此早在 19世纪中叶，狄更斯的文章就特别谈到自然报复人类的问题。不过，人们更熟悉的可能是恩格斯的这段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这是对于人类在工业革命以来能力增强，试图改造自然的结果的反思。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在宣传教育中必须要讲的。目前我个人除了常规的研究、教学和人才培养之外，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文明建设宣传工作，包括配合北京市政府的文件要求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去宣传这项工作。我们在清华大学也经常举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教育相关会议，将社会上从事相同工作的人聚集在一起交流讨论。去年9 月份，我们支持举办了一个题为“摆脱塑缚”的论坛。在这个论坛上，香港的朋友特别介绍他们的裸买运动，即从不购买过度包装，甚至不需包装的产品的角度，开展公民行动。总之，历史的发展使人类迫切需要文明，而生态文明建设仅有顶层设计是不够的，仅有理论研究和技术研发也是不够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社会主体树立起自觉意识，由此来改变自身，从小做起，以小见大，做绿色公民，而我们也要始终以绿色来引导人民。（作者为清华大学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