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仕凭

　　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主席、生态文学著名作家李青松说：“多少次，梁衡蹲在地上，一遍遍抚摸粗糙的老树皮，仿佛摸到了岁月的那张脸，感受到古树的痛苦和欢乐，坚韧与信念。他不断地追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他在寻找古树的过程中，自己也获得了美好的体验，有时甚至到了心醉神迷的境地。”

 

　　梁衡为什么要“寻找古树”？有这么一个“小插曲”。2012年，梁衡在全国人大农委工作，在一次与国家林业局官员的座谈中，梁衡问坐在身边的资源司司长：“你这个资源司管什么？”司长说了一句很专业的话：“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活立木的木材积蓄量。”梁衡说：“你只管树身上的木材积蓄量，那它身上所附载的文化内容谁来管？”司长盯着梁衡看了有一秒钟说：“知识分子就是爱琢磨问题。这个事现在还真没有人管。”

 

　　没人管，他来管。只这一年，梁衡跑遍了陕北、内蒙古、江西、新疆、重庆、贵州。他开始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学术研究，提出了“人文森林”的概念；二是“人文古树”题材的散文创作。在梁衡眼里，树木是与语言文字、文物并行的第三部史书。古树成了他主要的“采访对象”，找树、看树、写树，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后来，这些文章以《树梢上的中国》为书名结集出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8月）。

 

　　在这部书中，有守护万里长城凛然正气的红柳，有树冠酷似中华版图的侧柏，有项羽故里沉郁挺拔的青桐和古槐，还有在老一辈革命家倾力保护下幸免于难的重阳木……它们有的生长于祖国最北端的原始森林，有的昂然挺立于一马平川的中原腹地，有的摇曳于海南绿浪般的热带雨林。这些天南地北的古树，就像一个个历尽沧桑的“老者”，在梁衡的采访中，无声地叙说着一段段斑斓的历史。

 

　　为了捕捉这些千年古树的信息，梁衡行走于天南地北，思索着人与树、人与自然的精神关联。而当他看到某些古树被人残忍地伐倒，孤零零地躺在荒郊野地上时，强烈的生态意识让他的心情无比沉重。他不无忧虑地感喟道：“我们目光太浅，只讲实用，对树用之则植，不用则弃。”他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思考，道出了人与树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梁衡认为，一棵古树就是一部绿色的史书，是活着的历史坐标，是能与人类对话的生命地标。他说：“人类除为了生存而进行物质生产外，还进行着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活动。森林、树木也在默默地注视并记录着这一切。因为地球上比人年长的、有记忆的植物只有树木（动物中只有乌龟）……这种记录就更同步、准确、生动。它不是静止的碳14测定，不是发黄的史书，森林本身就是一个活的、与人类相依为命的生命体，在人类之前，它就存在。”由此想到三毛的诗句：“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这首影响过无数文学青年的诗篇，无意中流露出对树的一丝“偏见”。树真的只会站立于天地之间而毫无意识地了此一生吗？在梁衡看来，树不仅是一种植物，而且是一个有记忆的生命体。事实上，科学家已经发现，植物懂交流，有记忆。

 

　　几年前，澳大利亚西澳大学进化生物学副教授莫妮卡·加利亚诺用盆栽的含羞草做了一个实验。她用一根滑动钢轨将含羞草引导到缓冲表面上6英寸的高处，然后以自由落体的形式抛下。从理论上讲，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任何攻击，含羞草会不加区别地将任何接触或掉落视为一种攻击，并将叶片封闭起来。当加利亚诺第一次从特定高度让这些植物跌落时，60棵含羞草中55棵的反应跟预期的一样。但连扔几次之后，闭合的就少了。她每5秒钟让其摔落一次，进行了60次后，所有含羞草都不闭合了。她又坚持了28天，直到任何一棵含羞草都不再“害羞”。除非她用其他不同的方式干扰它们，含羞草才会恢复防御机制。加利亚诺的研究成果发表于2014年《生态学》，她在该文中总结道：含羞草“记得”它们从这么低的高度坠落并不危险，而且“意识”到它们不需要自卫。

 

　　美国学者、现任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植物生物科学中心主任丹尼尔·查莫维茨也在2014年出版的图书《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中描述了植物如何分辨“上”和“下”，如何知道邻近的同类已经遭到了一群饥饿甲虫的侵害，是否能够欣赏你一直放给它们听的齐柏林飞艇乐队的音乐，或者是否更偏好巴赫那旋律优美的连复段。通过对植物触觉、听觉、嗅觉、视觉乃至记忆的考察，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植物”。

 

　　加利亚诺对含羞草所做的实验，证明了植物有记忆；查莫维茨通过对植物的研究，证明了植物对周遭的环境有意识。那么，分布于华夏大地辽阔版图中、经历了无数场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千年古树，它们虽然历尽沧桑，但肯定也有着刻骨铭心、悲欢离合的记忆。

 

　　以《树梢上的中国》中的《华表之木老银杏》为例，梁衡分别于2011年至2013年4次到日照市莒县进行专访。这样虔诚与执着，无异于是在和这棵老银杏树深情对话。据清《嘉庆莒州志》记载，这棵银杏为春秋所植，当时已有十余围之粗。《左传》记载，公元前715年，鲁、莒两国曾会盟于此，树下有一碑专记此事……老银杏“见证”了中华民族3000多年的文明史，“目睹”了多少善善恶恶的大事件——

 

　　公元前1046年，周天子封齐、鲁两国；1000年，莒国建国；715年，鲁隐公与莒盟于浮来山；687年，齐内乱，襄公无道，杀鲁桓公；686年，公子小白在莒国流浪，中管仲一箭；685年，齐桓公登位，拜管仲为相；662年，鲁庄公去世，庆父作乱；660年，庆父出逃，吊死于老银杏树；641年，管仲、鲍叔牙劝齐桓公“勿忘在莒”；约343年，齐灭莒国……

 

　　梁衡1946年出生于山西霍州，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著名散文家、学者、新闻理论家、政论家和科普作家，曾任《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先后有《晋祠》《夏感》《青山不老》等60多篇次的文章入选大、中、小学教材。在由生态环境部主办、中国环境出版集团承办的“第一届公众喜爱的十本生态环境好书”推选活动中，梁衡的《树梢上的中国》经公众投票荣登榜首。他在谈及该书的创作思路时说：这部书主要是想回答一个问题：人和树的文化关系。

 

　　我认为，梁衡在回答了人和树文化关系的同时，还衍生出这样一个话题，植物也是一个有记忆的生命体。在他的笔下，莒县“老银杏”、宿迁“项里桐”、佳县“枣王”、陕县“古槐”、连江“沈公榕”、瑞金“老樟树”、湘潭“重阳木”等一棵棵古树，淡定从容地从历史深处走来，a它们虽然饱经风霜，但枝干遒劲。它们用遍体的疤痕诉说沧桑的历史，用梢头的新枝期盼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