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李平沙 

      编者按：草长莺飞四月天，正是读书好时节。4 月 23 日，我们迎来了第 28 个世界读书日。阅读，关乎世道和人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好书？本期邀请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华杰，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文津图书奖评委杨虚杰与上海辰山植物园科普部部长、《林间最后的小孩》译者王西敏共同探讨这一问题。

提升公众的生态认知能力
      《环境教育》：图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您认为创作和出版生态环境好书对于当下社会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

       刘华杰：在多媒体时代，人们容易感受到网络传播的魅力和影响力，但也不能遗忘传统传播手段所起的作用。人际传播和图书传播依然需要，而且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从事生态环境宣教不能忽视这种最古老的传播手段。图书对于解说深层生态环境保护理念，把一些典型案例讲透，都扮演着无法取代的角色。好的图书将成为其他一切传播可依托的背景资料，起到“背书”作用。平均起来看，文化程度越高，通过读书获取信息的比例越高。现在，关于什么是“好生态”，在专家间和百姓间都存在不准确的认知，有些似是而非。这些特别需要通过图书的形式讲清道理，破除迷雾。比如，并非植物多、密集高大、到处是绿色就意味着当地生态好。“好生态”要从“生物多样性”质量来综合判定，有时是相当专业的事情。“好生态”的判断标准也与价值观有关，是不可完全去除的，要讲清楚这些并非易事。此时，一些靠谱的生态环境名著就起到了教化作用。它们并非简单地告诉具体事件如何处理，而是提供了一般的思路、方法，有助于培育读者的生态情感，提升人们的生态认知能力。

        我特别想提及一件小事：国内的有关宣传，经常讲“生态修复”。其实是不恰当翻译造成的，原义本来是“生态恢复”，英文都是一个词restoration。“恢复”和“修复”有多大差异？有时差异不大，有时则差异非常大。动机可能都是好的，但一字之差背后的理念差别及由此推导出的行动差别不可小觑。“恢复”的主体是大自然本身（对大自然的弹性要有信心），人只起辅助作用，人不可以乱作为；“修复”的主体是人（不要高估人的见识），大自然是被修复的对象，修复的力度很难控制。“恢复”见效果相对缓慢，因为着眼长远平衡，难以立竿见影；“修复”则速战速成，常常做面子活儿，应付检查。在多数情况下，作为普通受众，如何体会“恢复”与“修复”的差异，并准确判断哪一个更有利于可持续生存、更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呢？读书是一个好选择。多读道家的哲学书，多读米特福德、缪尔、利奥波德、梭罗、E.O. 威尔逊、哈斯凯尔的书，我相信读者自有判断力。

       杨虚杰：我记得有一年在清华大学参加环境史的会，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钱易院士讲到，她在清华开设面向全校的环境教育的选修课 15年，后来很多学生出国后，从事了与环境相关的工作，也有的成为志愿者，还一直保持联系相互交流。钱易先生的这番话让我印象很深。我想创作和出版生态环境好书的意义是没有边界的生态环境教育的课堂。我曾经找过钱先生希望把她的教学内容进行整理出版，终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等原因没能实现。但是我们与清华大学做环境史的梅雪芹老师以及做环境伦理的卢风老师合作，出版了一套“生态文明决策者必读”丛书，后来还进入中央党校学员的推荐书目。

       关于生态环境的理论探讨、政策决策以及实践教育，其内涵和外延非常宽泛，而且国内外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案例。我曾经接触过我国台湾的一批环保以及自然教育专家，很多是从加拿大或者美国学成后回到台湾进行在地化实践应用。翻译引进、创作出版相关图书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相信随着我国在这方面取得成就并有重要的出版物出版，也将在世界环境保护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王西敏：从阅读本身来说，这是人类发明文字以后一个特别好的自我学习方式。知识的积累和学习不再靠自身的经验，而是可以通过文字从他人那里快速获得，这本身就是阅读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具体到生态环境这一门类，创作和出版相关的书籍无疑会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身边运行的自然世界。小到知道身边的野草叫车前还是紫花地丁，小区里鸣叫的是白头鹎还是乌鸫；大到我们了解物种是如何形成和演化的，热带雨林和海洋都有着怎样神奇的物种和故事等，生态好书带给我们认识自然世界的全新视角，同时也更好地认识人类在世界中的作用和地位。在我们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生态环境类型的书籍可以让我们对生态文明有着更直观且更深入的了解。

培育公众的生态审美和情怀

      《环境教育》：《寂静的春天》《瓦尔登湖》等绿色经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您如何看待国内面向大众的环境类读物出版现状？优秀环境类读物应该带给读者怎样的体验？

       刘华杰：近年来，公众可以购买到的环境类图书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提高。这首先得力于国家层面的倡导和出版部门的觉悟，但还是有诸多改进的空间。比如，中国作者撰写的相关优秀作品还是少了点，质量差距也很大。近期，美国作家戴维·乔治·哈斯凯尔出版了《看不见的森林》《树木之歌》《荒野之声》三部力作，三部书各有侧重，互不重复，合在一起传播了极佳的生态理念。这三部书都及时地由商务印书馆引进出版。哈斯凯尔的书好在哪儿？我认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念先进；二是文笔优美，会讲故事；三是知识组织和信息来源标注清晰。我认为，想创作和出版生态环境好书，第一需要敬业，真心诚意做生态环保；第二要有真正的能力，不能光有热情。

       另外，出书要有不同尺度上的考虑，不能只顾及眼前、速成的宣教，也要注意培育公众的博物情怀。也就是说，要多出好书吸引读者，使读者本身成为生态环保的“发动机”，变被动为主动。好的学习效果通常不是灌输得来的，而是认知主体喜欢一些东西、自己想方设法学来的。在过去十多年，中国的博物类图书出版呈现稳定发展趋势，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我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可以要求国家公园、国家植物园及各类保护区都出版自己的物种和生态手册。这应当是基础性要求，也不难做到。但很遗憾的是，90% 以上的主体单位没有这样的手册。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生态环保和自然教育上的一个基本差距就体现在基础性读物的出版上面。只有摸清自己的家底，才能做好公众传播，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这是极为简单的道理。

       杨虚杰：《寂静的春天》《瓦尔登湖》《沙乡年鉴》等一系列书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环境教育的经典，在有的国家成为学生的必读书目，这说明环境教育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 年前后，吉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绿色经典文库”，很多环境教育经典丛书收入其中。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面向大众的图书有了新的量的增长以及质的飞跃，具体表现在形式与内容更加接近读者的体验，读者与环境之间不再游离，而是环境的一部分。比如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纪实”丛书，就有一些是关于环境与人的生活的非虚构纪实作品，例如《汤姆斯河》《洛杉矶雾霾启示录》等。这些书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我们在发展与环境之间必须做出的选择。

       优秀的环境读物应该给读者什么样的体验？最重要的是环境，要让我们每个人置身其中，作品必须带有写作者深刻或者真挚的情感。大地、空气、水以及鸟鸣、花开、湛蓝的天空，这些是构成环境的重要部分，都是我们所知所感的，是构成我们幸福与否的重要元素。所以，无论是徐刚老师的《伐木者醒来》，还是刘华杰老师的《博物人生》都有深刻的关心人类未来命运的情感蕴含其中。很多读者是受了这些优秀出版物的影响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的。此外，近些年环境教育的图书的外延越来越大。那些以自然万物为写作对象以及自然观察手册越来越多，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也让人们从逼仄的空间中换一口气，成为纾解心灵的介质。所以，这类书做得精美，文字准确精致、富有意蕴，图片精美。这些都使环境教育图书有了更好的品质与表达。

       王西敏：我觉得近二十几年来，我国的环境类读物出版有了一个较好的发展。举一个物种图鉴的例子。我是一名观鸟爱好者，2000年前后我们手头上使用最便捷且权威性较高的鸟类图鉴是《中国鸟类野外手册》，之后我 2006—2008 年在美国读书，发现美国面向普通公众的各种鸟类图鉴非常多，有全国性的，也有各个州分开的；有摄影版的，也有手绘版的；有专门的涉禽，也有猛禽；有面向成人读者的，也有面向儿童读者的。琳琅满目，各取所需，让人叹为观止。回国后这十几年，眼看着国内的各种鸟类图鉴也逐渐丰富了起来，虽然还没有欧美国家那么丰富，但已经明显有了进步，特别是除了引进版，也有了类似《中国鸟类观察手册》这样的原创性图书，更不用说很多区域性的鸟类图鉴了。

        此外，除了鸟类，也开始有了其他一些“冷门物种”的图鉴，比如螳螂、天牛、贝壳等，这都是非常好的现象。但我觉得我们的原创环境类读物还缺乏既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又有丰厚的人文关怀的书籍，比如《看不见的森林》《杂草的故事》《大杜鹃——大自然里的骗子》这些引进书籍等，我们既需要更多的科学家花时间给公众写他们的研究故事，也需要更多的职业写作者来了解当今生态环境领域的最新发展和变化，并把这些内容传达给公众。

培养青少年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环境教育》：对于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科普读物呢？未来中国本土环境科普图书发展方向在哪儿？

        刘华杰：家长们首先自己要热爱自然，对周围的自然物、景观和生态感兴趣，要拿出足够多的时间在大自然中感受。但目前大部分成人明显是做不到，反而指望孩子们先做到。这可能实现吗？现在初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学业压力太重，孩子没有时间在自然环境中玩耍、学习，如此培养出的学生对大自然能有感情吗？

        我认为，生态环保从来不只是科学界的事，中国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决策产生良好影响，决非只是自然科学界的功劳。要把中国的生态环保做好，不能只依赖科学家或科普专家，眼界要开阔一点。比如，可以推广“公众博物”“在地关怀”“自然研学”等概念。1955 年中国引进一部书叫《研究自己的乡土》（中国青年出版社），理念非常好，具体内容可以因地制宜、不断升级。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组织出版“勐海五书”，向本地居民也向全国人民介绍本地植物、昆虫、鸟类、茶叶和童话，这既传播了知识，也是在做旅游软广告，其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各市县都应当出版类似读物。对于青少年学生，首先要了解居家周围的环境、了解家乡的草木虫鱼和生态，关心并记录它们的变化，这是热爱家乡以及进一步培养爱国热情的根本所在。据我观察，针对少儿的生态环保图书缺乏地方特色，如果书上讲的在现实中看不到，无法核实，意义就要打折扣。实际上，只要认真做好本地图书，必然会吸引潜在读者。但目前情况是类似的绘本不少，但虚多实少，所讲的植物、动物好似生活在虚空和异国，就是不在本地！名字也不确切，不是当地人叫的或者标准志书上的名字。

       回到教育层面，虽然考试是“指挥棒”，但我们可以创造性地利用。比如，可以考虑出这样的题目：列举本地 10 种蔬菜、野生植物、野鸟的名字，大致描写其特色。不久后这类题目也会被琢磨，即使落入死记硬背范畴，但总还是可以在这方面努力。又如，在出作文题时可以向生态环境方面倾斜，让学生写真话、讲真感情。

       杨虚杰：我想两方面的读物对青少年至关重要：一是强健其筋骨使其能与世界对话的环境思考的图书。我记得周忠和院士说过一句话：“自然教育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种常态化教育，自然教育是一种能够更好和世界结合的文化，培养合格的世界公民，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我们曾经在北大附中初中部做过一次调研，发现很多孩子都读过或者喜爱《寂静的春天》一书，所以，这种有思考又文字优美有质感的书对孩子是没有门槛的。现在涌现出一批自然写作或者生态写作的作品，都有很好的可读性。比如作家刘亮程、李娟的作品都对青少年读者是很好的滋养。

       二是自然观察的博物类图书，例如写四季的变化、万物的生长、生命的进化等，这些书越来越多。本土化写作的作者也非常多。写得越来越好。我们国家地域不同，物种丰富。过去那种纯粹知识介绍的动植物百科类知识的确有点过时了，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自然的热爱，那些带有体验性饱含地域特色的博物图书肯定会越来越受欢迎。

       王西敏：我觉得青少年的群体是多样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所以各种类型的读物总能找到自己合适的读者。刘华杰老师曾说，他小时候看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激发了他对植物的兴趣。当然刘华杰老师的故事属于个例，他童年时代书籍匮乏，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我觉得，现在的图书出版如此发达，其实少年儿童的阅读还是处于某种程度的“匮乏”状态。一方面由于学习压力较大，如果家长缺乏相应的意识，会把孩子阅读“闲书”当成不务正业的行为进行约束；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游戏占据了相当多孩子的业余时间。所以少年儿童接触书籍的渠道其实并没有增多，相应地，孩子的阅读时间并没有显著增加。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事。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按照自己的品位，多多为孩子们生产各种好书，然后想办法让孩子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书。至于两者之间的碰撞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我们还是把它交给时间来判断。

       “不管你有多孤寂，总有风景能抚慰心灵。”自然永远是我们心灵的朋友。我们总说一个人读什么书长大后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浸泡在这样富有魅力、舒缓而又沉静的自然之书中，那么一定会孕育出一个爱自然的灵魂。当然，现在的自然好书很多。很希望我们的学校、老师以及全社会都有这样的倡导阅读自然好书的机制。把好书放到图书馆，放到学生们的书架上。从创作和出版角度讲，也希望能够形成正向循环，读者越多这个领域才能孕育得越好。

        王西敏：我最近刚刚阅读完译林出版社“天际线”丛书中的一本《寻蜂记——一位昆虫学家的环球旅行》。感觉这是一本读起来轻松愉悦、知识含量丰富，同时又很具有国际视野的好科普读物，很乐意向大家推荐。作者是来自英国的昆虫学家戴夫·古尔森，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熊蜂，书里就是他在全世界研究熊蜂的故事，里面涉及很多生态学里非常重要的概念，如传粉昆虫的作用，现代化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动植物之间的独特关系以及人类该寻求怎样的生活才能让地球更加可持续发展等。

       这本书有个非常有趣的长篇序言，作者戴夫充满深情地回忆他自由地在野地里玩耍的童年，惹下的各种麻烦和由此产生对昆虫的兴趣，并以此引导了他终身研究熊蜂的爱好和成就。他在序言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明明孩子们在八岁的时候还能全神贯注地盯着手掌里爬过的潮虫，但到了十几岁时，“为什么绝大多数孩子失去了对昆虫的兴趣，并进而失去了对自然的兴趣”？作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城市化的现代世界里，孩子们与自然的接触太少。这其实就是这些年来在全球都很关注的“自然缺失症”的问题，而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广的自然教育，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积极尝试。